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四
神宗皇帝
修经义
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，中书奏定贡举新制：进士罢诗赋，帖经、墨义，各占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〈易》、〈周礼》、《礼记》一经，兼以《论语》、〈孟子》。每试四场，初本经，次兼经，并大义十道。务通义理，不须尽用注疏，次时务策二道、礼部五道（礼部五道，当考）。中书撰大义式颁行。京东、陕西、河北、河东、京西五路先置学官，中书选择逐路各三五人，虽未仕有经术行谊者，亦许权教授，给下县主簿、尉俸；愿应举者亦听。候满三年，有五人奏举，堂除本州判，同主簿、尉，仍再兼教授。即经术行谊卓然、为士人所推服者，除充教授。其余州军，并令两制、两省、馆阁、台谏臣僚奏见任京朝官选人、有学行可为人师者，中书体量堂除逐路官，令兼本州教授。
五年正月戊戌，王安石以试中学官等第进呈，且言黎优、张谔文字佳，第不合经义。上曰：『经术今人人乖异，何以一道德?有所著可以颁行，令学者定于一。』安石曰：『《诗》已令陆佃、沈季良作义。』上曰：『恐不能发明[1]。』安石曰：『每与商量。』季长，钱塘人，安石妹婿也。壬寅云云。上言勘河决事，乃独遣程昉，安石云云，以疾病为辞。上默然良久，乃曰：『朕欲卿文字宜早录进。』安石曰：『臣所著述，多未成就，止有训诂文字，容臣缀缉进御。』
五月壬辰，上谓王安石等曰：『蔡确论太学试极草草。』冯京曰：『闻举人多盗王
安石父子文字。试官恶其如此，故抑之。』上曰：『要一道德。若当如此说，则安可臆
说?《诗》、〈书》法言相同者，乃不可改。』安石曰：『柔远能迩，《诗》、〈书》皆有是言，
别作言语不得。臣观佛书，乃无经合。盖理如此，则虽相去远，其合犹符节也。』
六年三月乙酉，命知制诰吕惠卿兼修撰国子监经义[2]，太子中允、崇政殿说书王雱
兼同修撰。先是，上谕执政曰：『今岁南省所取，多知名举人，士皆趣义理之学，极为美
事。』王安石曰：『民未知义，则未可用，况士大夫乎?』上曰：『举人对策，多欲朝廷早
修经义，使义理归一。』乃命惠卿及雱，而安石以判国子监沈季长亲嫌，固辞雱命，上弗
许。已而又命安石提举。安石又辞，亦弗许。
丁卯，旧纪书『诏王安石设局置官，训释《诗》、〈书》、〈周礼》义』，即此事也，今不别出。
四月壬辰，新赐进士及第余中为大理评事，朱服为淮南节度推官。邵纲为集庆军节度推官，叶唐懿为处州军事推官，叶棣为秀州司户参军，练亨甫为睦州司法参军，并充国子监修撰经义所检讨。上初疑棣等未称职，王安石曰：『今乏人检讨文字，若修撰，即自责成吕惠卿。』上乃许之。
十月辛未，光州刺史、附马都尉马敦礼乞立《春秋》学官，不许。先是，上以敦礼不识王安石，遣敦礼诣中书见之。敦礼求独见，安石辞以不曾被旨，与众见之。是日，上问安石：『见敦礼否?』安石对以如前。上曰：『卿尝以《春秋》自鲁史亡[3]，其义不可考，故未置学官。敦礼好学不倦，于家亦教发[4]，第未知此意耳。敦礼但读《春秋》而不读传，〈春秋》未易可通。』冯京等曰：『汉儒初治《公羊》，后乃治《谷梁》，《左氏》最后出。』上曰：『汉儒亦少有识见者。』
十一月庚辰，修撰经义所检讨洪州进士徐禧为镇南军节度推官、中书户房习学公事。禧与吴著、陶临皆以白衣为修撰经义所检讨，至是，又以选人入中书习学，行检正事。初，吕惠卿荐禧所为策二十四篇，上善之，曰：『禧言朝廷以经术变士人，十已八九变矣。然蹈袭人之语，而不求心通者，亦十八九，此言是也。观禧文学，晓政事，宜试之于有用之地。』王安石曰：『中书检正官如章惇辈，朝廷当即有差除。后更用人如有不称，艰于退绌，欲置入为习学。』上以为然，于是以禧为之。中书五房习学公事自此始。七年四月丙戌，礼部侍郎、平章事、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、观文殿大学士、知江宁府；观文殿大学士、吏部侍郎、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、监修国史；翰林学士、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。己丑，王雱为右正言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。雱以疾不能朝，又诏特给俸，免朝谢，许从王安石之江宁，仍修撰经义。又诏王安石依旧提举详定国子监修撰经义，参知政事吕惠卿同提举。
九月庚子[5]，命太子中允、馆阁校勘、崇政殿说书吕升卿同兼修撰经义。
八年二月，王安石再入相。
五月，御史蔡承禧言吕升卿招权慢上，并及吕惠卿。是日乙丑，进呈经义，上曰：『所辟检讨刘谷，谷必通经义。惠卿言其人有学问有行。』王安石曰：『臣亦闻其有行，但不识之。』上曰：『检讨须有补于修经，不然，虽有行，何补?有行之士，自别有用处。』时承禧言升卿辟谷，与官俸，令教小儿而已。安石时与惠卿俱对，上顾安石，称其独无私。前此亦屡有此言，盖为惠卿发也（余见《王安石》、《吕惠卿》等）。
六月丁未，同修经义吕升卿言：『《周礼》、《诗》义已奏，《尚书》有王雱所进义，乞更不删改。』从之。时升卿辄删改安石、雱《诗》义，安石、雱皆不悦，故升卿有是言，然亦不能解也。王安石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〈周礼》义序。诏付国子监，置之三经义解之首。先是，安石撰《诗》序，称颂上德，以文王为比，而上批：『得卿所上三经义序，其发明圣人作经大旨，岂复有加?然望于朕者，何其过欤?责难之义，在卿固所宜者。传于四方，贻之后世，使夫有识考朕所学所知，及夫行事之实，重不德之甚，岂胜道哉?恐非为上为德之义也。其过情之言，可速删去，重为修定，庶付有司，早得以时颁行。』及进呈，上曰：『以朕比文王，恐为天下后世笑。卿言当为人法，恐如此非是。』安石言：『称颂上德，以为比于文王，诚无所悔。』上曰：『〈关雎》文王之诗，皆文王盛德。周世世修德，莫如文王，朕如何可比?兼如陟降庭止之类，朕岂不自知其不能邪?须当改之，但言解经之意足矣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诚或未能事事如是，然陛下于陟降，岂有爱恶之私心乎?是乃所以为直也已。上圣所怀，深仁谦损，臣敢不奉承诏旨，庶以仰称尧禹不争不伐之心!』遂改撰以进上，乃颁行之。
九月辛未，王安石言：『臣子雱奉诏撰进《诗》义，设官置局，有所改定。臣以文词义理当与人共，故不敢专守己见为是。既承诏颁行，学者颇谓有所未安。所有经局改定诸篇，谨录新、旧本进呈。内虽旧本，今亦小有删改，并于新本略论所当删复之意。』诏安石并删定吕升卿所解《诗》序以闻。吕惠卿白上曰：『两日前，余中、叶唐懿来，为臣言安石怒臣改其《诗》义中等。昔与臣同进呈，安石以为忘之，当时只进呈《诗》序，令但用旧义耳。臣意以为未审，遣升卿往讯之，果然。升卿曰：「家兄与相公同改定进呈。」安石怒曰：「安石为文岂如此?贤兄亦不至如此!此曾旼所为，训诂亦不识。」臣甚怪之，而未谕其怒之意，此为人所间耳。臣之弟兄于安石，陛下所亮云云。』上曰：『安石无它意。经义只为三二十处训诂未安，今更不动序，只用旧义，亦无害。』惠卿曰：『安石欲并序删定，置局修撰非一日。今既皆不可用，而转官受赐，于理何安?臣亦当夺官。』上曰：『岂有此理!』惠卿曰：『然纵朝廷不夺，臣何面目?安石言垂示万世，恐误学者。《洪范》义凡有数本，〈易》义亦然。后有与臣商量，改者三二十篇，今市肆所卖新改本者是也。制置条例司前后奏请均输、农田、常平等敕，无不经臣手者，何至今遽不可用，反以送练亨甫?臣虽不才，岂至不如亨甫?』上曰：『卿不须去位。』惠卿曰：『臣岂可以居此?』
十月，参知政事吕惠卿出知陈州。
十二月辛亥，王安石上再撰《诗·关雎义解》。诏并前改定诸《诗》序解付国子监，镂板施行。
置武学
熙宁五年六月乙亥，枢密院言：『仁宗时尝建武学，既而中辍，乞复之。』
庆历三年五月丁亥置武学，八月戊午罢之。
诏于武成王庙置武学，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。凡使臣未参班，并门荫、草泽人。许召京朝官保任，试验人材、弓马。应试武举合格者，方许入学，给常膳，习诸家兵法。教授官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及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。愿试阵队者，量给兵伍肄习。在学及三年，则具艺业保明考试。等第推恩。未及格者，逾年再试。凡试中，三班使臣与三路巡检、监押、寨主，白身与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。三年无遗阙，与亲民或巡检。如至大使臣有失，两省或本路铃辖以上三人保举堪将领者，并与兼诸卫将军，外任回归环卫班。仍差兵部郎中韩缜判学，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，赐食本钱万缗。初，枢密院修武举条令，不能答策者，止答兵书墨义。王安石恐入官太冗，兼近方学究但知诵书，及愚鲁不晓事废之，今又置武举墨义一科，其所习墨义又少于学究，所取武艺又不难及，则向时为学究者，乃更应武举。若收得如此人作武官，亦何补于事?上曰：『朕亦语密院以墨义不可用。』至是垂进呈武举条制，乃悉从中书所定。
闰七月壬子，诏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，遇科场前一年，委枢密院降宣命，武臣路分都监及文臣转运判官以上，各奏学堪应武举者一人。其被举人遇生员阙，愿入学者听，仍免试。生员及应者不过二三百人，春、秋各一试，步射以一石三斗，马射以八斗，或弓八斗、矢五发中的，或别习武伎，副之策略。虽弓力不及，学业卓然者，并为优等，补上舍，以三十人为额。三班使臣无赃罪及私罪情轻，仕族或草泽人无违负，亦听入学量试。马射以六斗，步射以九斗，策一道，孙、吴、〈六韬》义十道，以五通为合格。春、秋试。内舍生马步射、马战应格、对策精通、士行可称者，上枢密院。不应格而晓术数、知阵法、智略可用，或累试优等，悉取旨补上舍。武艺又进者，枢密院审察人材，旋加试用。
『生员及应举者不过二百』以下至『旋试用』，并以《选举志》增入。《实录》『武学言乞在学生员春、秋各一试』至『三十人为额』，及『三班使臣至五通为合格』，并系之八月八日。今并从本志入此。又《实录》六年八月一日与此相重，略有不同处，今两存之。
九月辛酉，诏武学士试大义十道，分两场，从御史刘孝孙请也。后试武举人亦如之。
六年八月壬戌朔，武学言：『春、秋试法，内舍马步射、马战应格、对策精通、士行可称者，上枢密院补上舍生。虽不应格，而能精晓术数阵法、智略可用，或累试策优等，别取旨补上舍。武艺、策略累在下等者，复降外舍。上舍无过三十人，别斋增给食。如累试又优等及武艺进者，上枢密院审察人材试用。』从之。
十月戊寅，三班奉职种翊为右班殿直、閤门祗侯、武学教授。初，三班使臣入仕年已及格常调官者，虽有法，试尤草略。至是命立新格，程其能否而进退之。翊弓马、策问皆入高等，特擢之。
七年二月，枢密院言：『武学补试生员，前此无立定时限。四方游士困于伺候，乞随在学上舍生，以春、秋二时引试，仍下进奏院遍行，庶使远方通知朝廷招豫之意。』从之。
八年正月甲寅，诏罢诸将参谋。初置三十将，许举武学生充参谋。谏官范百禄言：『边事未有机警，何用布衣参谋?徒长奔竞耳！』
三月庚申，中书言进士王致尧状：『伏睹条制，武学比科场开设。自来进士唱名后四五月间，始差官兵部锁试发解，以此致进士，同时差官锁试，欲依所请。』诏自今武举与进士同差官锁试。
五月丁卯，太学进士杨伋权武学传授，候一年召试。伋撰述《李靖兵法》，并上图议，特录之。壬午[6]，河北第八副将臧景言马射六事，诏景即武学召殿前马军司教押马军使臣，以所陈六事并下五路经略司及将官，依此教习。军马六事者，一日顺騌直射[7]，二日背射，三日盘马射，四日射亲，五日野战，六日轮弄。景各为说，以晓习射者。
七月丁亥[8]，诏武举人先试《孙》、〈吴》、〈六韬》大义共十道，为两场；次问时务边防策一道，与锁听人同考试[9]。马军司试弓马，差官监试。武举试格前后参错，至是始加裁定。
八月丁酉[10]，别试所言：『武举人试《孙》、《吴》、《六韬》大义，《六韬》本非完书，义理讹舛，无所考据。欲止于孙、吴书出义题。』从之。
十年六月癸未，诏武学教授以四百员为额。
元丰元年闰正月丁亥，大名府元城县主簿吴璋上所注《司马穰苴兵法》三卷，诏送武学看详。其后武学言有可采，诏璋候武学教授有阙，试兵机、时务策各一道取裁。
六月癸丑，诏：『武学上舍生在学一年，不犯第二等过，委主判同学官保明免解，从上毋过二人。内于贡举法自应免解，及已该免解后，更又在学二年以上无殿罚，免阁试。』
六年四月壬申，诏宣德郎、武学博士蔡硕罢博士，专编修军器什物法度，仍支旧任职钱。先是，监察御史王相奏：『近武学补上内舍生，其博士蔡硕以修军器法制权罢职事，乞权差官考试。』
案：硕自元丰四年以兼编修除本学直日外，余悉不复总领已一年有余。且博士职专教导，而硕一月之间，诣学者不过七八。硕知力不能兼，当辞其一，而乃利其俸入不自祈免者，盖时兄确为宰相，而人莫敢让故也。如此，何以示天下?故有是命。
教阵法
熙宁五年五月丁未[11]，诏以泾原路蔡挺教阵队[12]，于崇政殿引见，仍颁其法于诸路。先是，挺在泾原建勤武堂，诸将五日番上教阅，五伍为队，五队为阵。阵横列，三鼓而出之，并三发箭，复位，又鼓之，逐队枪刀齐出，以步鼓节之力击刺状，十步而复以上。凡复位，皆闻金即退。骑兵亦五伍为列，四鼓而出之，射战盘马。先教前一日，将官点阅完补，及赴教，再阅之。队中人马皆强弱相兼，强者籍姓名为奇兵，隐于队中，遇用奇，则別为队出战。泾原路内外凡七将，又泾、仪州左右策应将，皆马步兵各十阵，分左右，自第一至五，每阅一阵，此其大概也。上善其法，故颁焉。
六年五月庚戌，诏诸路经略司结队并依李靖法，三人为一小队，五人为一中队。赏罚候成序日取裁。
十二月己亥，上谓辅臣曰：『李靖团力之法，以三人得意者为队，已令李浩试之懿、洽二州，疑亦可行。』王安石等曰：『三代至于汉、魏，皆以五人为伍。至如三人，若一人战死，押官执刀在后，即斩二人，恐不可。』庚辰，上复论司马、孙、吴及李靖团力之法。王安石曰：『古论兵无如孙、吴者，以其粗见道故也。如日有短长，月有死生；五声之变，不可胜听；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观；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，益粗能见道，故其言有及于此。』上曰：『能知奇正，以奇为正，乃用兵之要。奇者，天道也，正者，地道也。地道有常，天道则变无常。至于能用奇正，以奇为正，以正为奇，则妙而神矣。』安石曰：『诚如此，天能天而不能地，地能地而不能天。能天能地，利用出入，则所谓神也。神故能以奇为正，以正为奇也。』上善李靖结队法，召贾逵问之，逵以为非。诏中书、密院同议之，安石曰：『今但结三人为队，又结五人为伍。相搏执，以观其孰胜，则可用与否立见矣。』上乃令郭固与殿司各为一法，试其可否。上又论兵，以为：『能知阴阳五行之理，而役使之则尽矣，要在通理而已。』安石曰：『天地乃为阴阳五行所使。通阴阳五行之理，是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，所为无不可者，何但兵而已！』丁亥，诏程昉于沿河采车材三千两，下军器监制造战车。上修严武备，既采唐李靖三人队法，欲试行之。且以北边地平，可用车为营卫，因内出手诏，令二府讲求，而有是诏。
七年二月丙子，上批：『已降旨，令吕惠卿、曾孝宽比较三人、五人队法。可疾速比较，具事实以闻。』后惠卿等奏至，而上旨卒用五人相结为队法。
三月，上患诸将行军都无行阵之法。安石曰：『若要用兵，先须朝廷因古人之宜讨论法制，然后择将帅授之，兵乃可用。今人人以私意妄相搏击，殊无法制。人命至重，诚宜早计深虑。』
六月甲午，上论结队法，因叹州兵之难，以谓：『今人边臣晓知奇正之体者已自无人，况奇正之变乎?且天地五行之数不过五，故五阵之变出于自然，非强为之耳。』韩绛曰：『臣昔尝请置讲说之官，今欲令诸路帅臣各具战阵之法来上，取其所长，立以为法。』上可之，乃诏五路安抚使各具可用阵队法，及访采知阵队法者陈所见以闻。
十月，上以新定结队法并赏罚格及置阵形势等，遣近侍李宪付鄜延帅赵卨，俾讲求，推及诸路。诏卨曰：『阵法之详，已令宪面谕。今所图止是一小阵。卿其从容析问，宪必一一有说。然置阵法度，久失其传。今朕一旦据意所得，率尔为法，恐有未尽。宜无避忌，但具奏来。』继又诏卨曰：『近令李宪赍新定结队法并赏罚格付卿[13]，同详议施行可否。及因以团立将官更置阵[14]，想卿必深悉朝廷经画之意。如日近可以了当，宜令李宪赍赴阙。』于是卨奏：『臣伏详置阵之法以结队为先。按：李靖法五十人为一队，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结为一小队，合三小队为一中队，合五中队为一大队，余押官、队头、副队头、左右傔旗五人，即充五十，并相依附。凡诸队头与贼相杀在右，傔旗急进相救。若左右傔旗被贼缠绕，以次行人进前相救。其进救人又被贼缠绕，以次后行人急须进救。其前行人被贼后行人不救者，押官、队头即斩之。今圣制：每一大队合五中队，五十人为之；中队合三小队，九人为之；小队合三人为之，亦择心意相得者，又选壮勇善枪者一人为旗头，令自择如己艺、心相得者二人为左右傔，次选勇悍者一人为引战，又选军校一人，执刀在后为拥队。凡队内一人用命，二人应援；小队用命，中队应援；中队用命，大队应援。如逗挠观望，不即赴救，致有陷失者，本队仰拥队军旅、次队委本辖队将审观不救所由斩之。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，或自交敌体被重创但非可救者，皆不坐。其说虽与古同，而用法犹为精密。此盖陛下天锡勇智，不待学而能也。然而议者谓四十五人而一长，不若五人而一长之密。且以五人而一长，即五十人而十长也。推之于百千万[15]，则为长者多，而统制不一也。至如周制，五人为伍，属之比长；五伍为两，属之闾胥；四两为卒，属之族帅；五卒为旅，属之党正；五旅为帅，属之州长；五帅为军，属之命卿。此犹今之军制百人为都、五都为营、五营为军、十军为廂，四廂都指挥而下各有节级，有员品，亦昔之比长、闾胥、族帅、党正之任也。议者谓什伍之制于都法为便，然都法恐非临阵对敌决胜之术也。况八阵之法久失其传，圣制焕然一新，稽之前闻，若合符节。盖法制一定，易以致人，敌好击虚，吾以虚形之；敌好背实，吾以实形之。然其所击者非其虚，所背者非其实，故逸能劳之，饱能饥之，安能动之。此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。臣误蒙训谕，早暮以思，偶有所见，不敢不尽。』（据《兵志》四卷十月事附见，当考。)
八年二月戊寅，上批：『见校试七军营阵，以分数不齐，前后抵捂，难为施用。可令见校试，宜摭其可取者，草定入军法以闻。』初，诏枢密院：『按，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，杂见《通典》，离析讹舛。又官号、物名，与今称谓不同，武人将佐，多不能通其意。可令枢密院兵房检详官与检正中书刑房王震、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昉、中书吏房习学公事王白、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校正，分类解释，令可行。』后又差枢密副都承百张诚一、入内押班李宪与震、逢原行视宽广处[16]，关殿前司差马军二千八百人教李靖营阵法，以步军副都指挥使为都大提举，诚一、宪为同提举，震、逢原参议公事，夏元象、臧景等为将，副部队将、勾当公事凡三十九人。诚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阵法，约授兵二万人为率。为七军，内虞候军各二千八百人，取战兵千九百人为七十六队，战兵内每军弩手二百、弓手三百、马军五百、跳荡四百、奇兵四百，辎重每军九百，是为二千八百人。上谕李宪等曰：『黄帝始置八阵法，败蚩尤于涿鹿。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腹平沙之上，垒石为八行。晋桓温见之，曰：「常山蛇势。」文武皆莫能识之，此即九军阵法也。后至隋韩擒虎，深明其法，以授其甥李靖。靖以时遭久乱，将臣通晓其法者颇多，故造六花阵，以变九军之法，使世人不能晓之。大抵八阵即九军。九军者，方阵也。六花阵即七军。七军者，圆阵也[17]。盖阵以圆为体。方阵者，内圆而外方；圆阵即内外俱圆矣。故以圆物验之，则方以八包一，圆以六包一，此九军、六花之阵大体也。六军者，左右虞候各一军，为二虞军；左右厢各二军，为军四厢，与中军共为七军。八阵者，加前、后二军，共为九军。本朝祖宗以来，置殿前马步军三帅，即中军前后军帅之别名，而马步军都虞候，是为二虞候军；天武捧日龙神卫四厢，是为四厢军也。中军帅总制九军，即殿前都虞候，专总中军一军之事务，是其名实，与古九军及六花阵相符而不少差也。今论兵者，俱以唐李筌《太白阴经》中所载阵图为法，失之远矣。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，皆妄相惑，无一可取。果如此辈之说。则两敌相遇，必须遣使预约，战日择一宽平之地，仍夷阜塞壑，诛茅伐木，如射圃教场，方可尽其法耳。以理推之，知其不可用也决矣。今可约李靖法为九军营阵之制。然李筌之图乃营法，非阵法也。朕采古之法，酌今之宜，曰营，曰阵，本于一法而已。止则曰营，行则曰阵。在奇正言之，则营为正，阵为奇也。』故有是诏。太学进士杨伋权武学传授，候一年召试，及撰述《李靖兵法》，并上图议，特录之。
九年四月己丑，上与辅臣论营阵法，以谓：『为将者少知将兵之理，且如八军、六军，皆大将居中。大将譬夫心也，诸军则四体也。运其心智，以身使臂，以臂使指。攻其左则右救，攻其右则左救，前后亦然，则兵何由败也?』
五月辛酉，诏：『诸保甲可依新除队法结队，并印新结队图付兵部，每一都给之一图。结队之法，三人为一小队，三小队为一中队，五中队为一大队。并引战一人居前，拥队一人执刀居后，傔二人居左、右，执旗一人居中。凡五十人，皆选士也。有马人与无马人各为队，队中其械，或纯用一色，或杂用弓弩、刀斧、枪盾，皆于结队时商定教习。』
元丰元年十一月乙亥，诏：『近分配殿前步军司标排手教头五十九人，可令逐司所管枪手，均选蹻捷轻健堪教之人，每名各教九人，令阮根往来巡视指教，贾逵、燕达按阅，候教成日，取旨引见。』后贾逵、燕达等言：『近降东南队法，五人为一小队：一人牌手，二人枪手，二人弩手[18]。五小队为一中队，两中队为一大队[19]。今阮根反以八人为一队，又减大排一增小排二，减弩一增弓二，与东南所用器仗不同。乞止依东南队法，以弩手代小排。若去敌稍远，则施箭凿，近则左手持弩，如小排架隔次第，右手执刀劈斫，庶与长兵相兼。』从之，仍令枪手兼习标。
六年二月己酉，诏燕达、王渊取一军合用人将按试营阵。先是，上亲以古兵法制九军营阵，凡出战下营，互变分合，作止进退，方圆尖直，肄习皆尽其妙，至是命燕达。
八年三月，哲宗即位。
元祐元年二月，殿前马步军司言：『准朝旨，相度到高翔上言，乞依旧教阅御阵事，欲于教阵日与新阵相兼。』诏：『遇教阵，隔旦更互教习。所有元丰七年六月甲申指挥勿行。』先是，祖宗置九军营阵，为方、圆、曲、直、锐，凡五变为五阵，遂罢教习御阵。至是，复以旧阵互教。
校勘记
[1]恐不能 原本无『恐』字，义不周。兹据《长编》卷二二九补。
[2]知制诰 原本脱『知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四三补。
[3]鲁史亡 原本『亡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四七补。
[4]教发 原本作『教及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四七改。
[5]庚子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五六补。
[6]壬午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四补。
[7]顺騌 原本『騌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四补。
[8]丁亥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六补。
[9]锁厅 原本作『韬厅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六改。
[10]丁酉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七补。
[11]丁未 原本作『壬寅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三三改。
[12]蔡挺 原本作『蔡提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三三改。
[13]结队 原本作『结阵』，据前文及《长编》卷二五七改。
[14]团立 原本『立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五七补。
[15]百千 原本作『百十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五七改。
[16]与震 原本脱『与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○补。
[17]圆阵 原本脱『圆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○补。
[18]二人弩手『二』，《长编》卷二四九作三。
[19]中队 原本脱『中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一一九四补。
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五
神宗皇帝
马政
治平四年十一月。先是，环庆经略李肃之、鄜延陆诜[1]、陕西制置李师锡并言：本路无系草官地[2]，又密迩西界，难以兴置马监。诏陕西监牧司广市善种，务令蕃息。唐介知太原，请于交城县置马监。诏比部员外郎崔台符相视，得汾州故牧地三千余顷，其千二百余顷民已租佃者，令人租以给寒月刍豆，乃从介请置监，自沙苑发牝马五百匹往交城。上谓文彦博曰：『马政未尽善，繇群牧判官非其人，且不久任，无以责成效。令中书择人充使，卿举判官，冀国马蕃息，以给骑兵。』遂以台符权群牧判官。台符，蒲阴人也。寻诏台符及刘航删修群牧司敕令。以唐令及本朝故事增损删定，并奏取旨。
熙宁元年二月，群牧司言：『枢密副使邵亢请以坊监牧马余地立田官，令专稼政，以资牧养之利。案：马监草地四万八千余顷，今以马立万匹为额，匹占田五十亩，而原武、单镇、洛阳、沙苑、淇冰、安阳、东平七监地，余良田万七千顷，可赋民租佃，收草粟以备寒月之用。』从之。
八月，群牧司奏：『请兼监牧通判并三年一更，以马死数定其课，即能在任与诸监使臣协心干集。有劳满日应赏者，委群牧司保明，听再任。兼监牧知州诛赏准此。』从之。丁未，诏陕西、河东各市马每千匹，京东路三百匹，仍增其直，并赴卫州监牧司。陕西转运副使毌湜言[3]：乞候边事宁息收市。上批：『边事未宁，民力宜且安养，不宜别有骚扰。宜从湜奏。』丙寅，诏河北马军并令立社，依陕西、河东路例供备钱助买马，其先给官价钱并增之，仍卖内库珠千余万给其用。
九月乙酉，刘航为河南监牧使，崔台符为河北监牧使。先是，枢密院言：『旧制以左、右骐骥院总司国马。景德中，始增置群牧使、副、都监、判官，以领厩牧之政。今欲专任责成，分置官局。』乃诏河北、河南分置监牧使、都监官各一员，以河南监牧并为孳生监，在外诸监分属两使。其官璯，河北于大名府[4]，河南于河中府，后徙西京。诸监官吏，委监牧使奏举按劾，仍不隶群牧司，专属制置使。后又诏隶枢密院，不领于制置使，仍省群牧都监一员。
十月庚子朔，枢密院言：『河南、河北监牧使，欲令每年各许同共奏举有牧地县分选人，知县、令、主簿充京职官，共五员，理为举主。』丁未，上批：『河北、河南监牧使所管地辽远，若非许令举一二属官与之协力，恐难办事。今于京官以下各举一人，供奉官以下各举二人充勾当公事，并理本资等，十数年后，岁考渐深，或授以逐州通判，或本司都监，庶几共济，早见成绩。』乙卯，诏出奉宸库珠二千三百四十万付河北四榷场鬻之，别封桩以备买马。
十二月，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言：『应牧地民户已占佃者，乞并令具所出租税，自今尽归本司支用。』从之。
三年五月庚戌[5]，群牧判官王诲《群牧司编敕》十二卷，行之。
十二月己卯，诏：『原、渭州、德顺军自今三年买马三万匹。买马官以十分为率，买及六分七釐转一官，余三分三釐均三等，每增一等，更减磨勘一年。岁给三司及成都府、梓州、利州三路绸绢共十万，与陕西卖監钱相兼偿马价。』初，三州军买马，三年共万七千一百匹，而群牧判官王诲言：『嘉祐六年以前，秦州上京券马，岁不下万四五千匹。嘉祐七年，置买马司于原、渭、德顺三州军，皆选良马，售以高价，于是券马法坏，类多死损，枉费钱帛。』故有是诏。
四年十月庚午，同修起居注曾孝宽言：『相度到诸班直诸军牧马，乞不下槽牧放，许民出租，请佃牧地，及合立条约等利害。』诏：『马自来年更不下槽牧放。其五个月合支草料，令三司速计置二内外班直诸军马，旧以夏初出牧，迄八月上槽。凡诸士之有马者，利其草粟之余与慊衣粮，举族护视之。及其出也，数马一圉人。出而未至牧与自牧而归者，常数日草粟无所给。方其在牧[6]，昼絷之于棚，不得卧休，夕就野而牧，卒有震雷风雨[7]，不知所在，有得之数十百里之外。雨潦霜露之不时，而感寒疾往往而斃者，十常三四，被病而归，死槽枥与纳换者不在数。圉人岁被榜罚者常以千数。又牧地多占良田，圉人侵扰闾里棚井，科率无宁岁，公私苦之，故命孝宽比较相度。及诏下，人以为便，计租人以补草粟，犹有羡云。其后上论牧事，王安石曰：『牧马每数千蕃息，辄复灾耗减。』吴充曰：『比以不下槽，故无耗。不然死者众矣。而论者以草地租不足以补上槽刍秣之费。』安石曰：『以草地给耕者，则所收谷，非但官租而已。昔人用两石粟易一石粃，以养雁鹜，重食故也。今赋牧地与民耕，以广民食，则刍秣虽稍损于公家，不足惜。』充曰：『见租已可足刍秣九分之费，而未租之地尚多也。』
六年四月。先是，文彦博言：『议者多欲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，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孳息。乞朝廷裁察。』既而蔡挺亦以牧地赋民为便，仍乞汰诸监不堪配军马，量留支填马铺廂军人员外，并发赴河北等州军估卖。迢元绛、吴审礼、蔡确详定以闻。
五月甲辰，枢密使陈升之兼群牧制置使。
八月，翰林学士曾布等言：『臣等今修成兼勇保甲及养马条三卷。』诏兵部行之。养马法，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，户一匹，有物力养马者户二匹，听以监牧见马给之，或官与其直，使自市，毋或强予。府界无过二千匹，五路无过五千匹。除袭盗贼外，不得乘越三百里。在府界者，岁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，先给以钱；布在五路者，岁免折变缘纳钱。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，四等十户为一社，以待死病补偿者。保甲马，即马主独赏之；社户马，半使社人赏之，岁一阅其瘠肥。禁苛留者，凡十有四条。先自府界颁行焉。在五路者，委监司、经略司、州县更度。
十一月壬戌，上问养马利害。王安石曰：『今坊監以五百余贯乃养得一马，若令洮河蕃部养马，所费必不至如此之多，兼得好马，因地制宜焉。又蕃部以养马为业，极便利，所省钱计不少，而坊监地赋民，所收地利又不少。』上因论三代兵政以车马为急，安石曰：『今用车即不须用马，但以人挽车，省刍粮，无奔警，未必不胜用焉。譬如古用简册，今用纸，虽三代圣人复起，必不复用简册。恐以人挽车亦如此。』上曰：『车但有理即可行，三代以前，圣人但随时制法，故用马耳。』
七年四月乙亥，废原武马监，淇水二监合为一。丙戌，王安石罢相，韩绛代之。
十二月甲申，王安石议废监牧。
八年二月，王安石再入相。察访使曾孝宽言：『庆历八年，尝诏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、乡村第二等，每户养被甲马一匹，以备非时官买，乞检会施行。』户马法始于此。
四月戊寅[8]，三省、枢密进呈比扑马数。枢密院欲存牧监，又欲留监牧马，准备军行负驮。中书比扑，岁用三万贯买监牧所生马，数足而岁可省官钱五十三万贯。地利在民，尚不计数。凡牧监岁牧马二百余匹，五色额马，尽堪配军，亦止二百余匹。而中擘画熙河买马，未及十个月，比旧已增九十余匹。上令中书施行，而吴充固争，以为：『监牧不当废。若西北旅拒马不可买，中国如何得马?』上曰：『虽如此，牧马亦不济事。祖宗时，牧监但养大马。后来孳生，是非明白，无可疑。』充曰：『向日认定驴牛，中书便云骚扰。今中书却要临时买驴以供负驮，岂不骚扰?』安石曰：『无事时不问有无驴牛。须令五户或十户共认驴牛一头，不知此牛驴令谁作主?且无驴牛之人，须被配率出钱，此所以为骚扰。今中书计算，若遇要驴时，用见今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时，定后更不收一钱。即每三年一次用兵，比养马以待用，可省七十万贯。用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，假令括买，亦不为亏损百姓，此所以异于预认。』上曰：『此利害分明，兼马皆生梗，岂可负驮也?』庚辰，上批：『河东马军多而马不足，妨废教阅人。既未可顿减，遂不给马，则一路全阙兵，缓急小有边事，从何调发?兼今计较所省钱粮不多，且可仍旧。』己丑，诏沙苑监隶群牧司，余八监及河南[9]、北两监牧并废，以中书、枢密院言：『河南、北十二监，自熙宁二年至五年，岁出马千六百四十匹，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余匹，堪给马铺[10]，两监牧岁费及所占牧地，约收租钱总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缗。计所得马，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缗而已。』得不称失，故废之，以牧地租给市易务茶本钱，余寄常平籍出息，以给售马之直。
元丰三年正月辛卯，群牧司言：『收废监租课等钱共百一十六万缗有奇。』诏群牧使韩缜、副使张诚一并赐银、绢各三百余，共赐钱五千缗，令枢密院均给官吏。
四年七月己丑[11]，权发遣群牧判官郭茂恂言：『准诏以陕西博买蕃部马并粮草，所用钱物不一，不如蕃部所欲，致所买数不多。欲专以茶博买马，以采帛博买粮谷[12]。及以茶马并为一司，令臣具经久利害。臣窃闻昔时亦是用茶折马价，虽兼用金帛等，亦从其便。自事局既分，近岁始专用银、绢及钱钞等。况卖茶、买马，事实相须。令提举买马官通管茶场，实为职务相济。』从之，仍以茂恂专提举买马监牧兼同提举茶场。其雅州名山茶，令专用博马，候年额马数足，言许杂买。
六年六月乙丑，兼同提举成都路茶场郭茂恂言：『昨准诏专提举买马，兼领茶事，而场司不兼买马。既不任责，遂倚法以害为政。茶价每驮有增十余千者。恐蕃马岁不入，上误国事。乞併茶场、买马为一司，庶几茶司同任买马之责。』
七月壬申，知延州刘昌祚言：『乞量减监牧司年额马，教增买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马，增置马军蕃落。』从之。仍于河中府第八将下左右番增置马军三指挥，于诸将步军额除之。昌祚言：『军事之先，莫如马政。人虽千百，可招呼而集。马虽数十，宁可容易而得?须是素养有备，乃可应敌。加以鄜延比之诸路，非产马之地，难以畜牧。永乐一日失六千匹，不知平时牧养几日，费用几何，能集是数?以累岁不赀之用，乃失于顷刻之间，宁不惜哉！欲谓人强马壮，若能如此，可谓两全。傥或强弱不齐，适足为累。故驰逐应急反胜，非马不能。今监司所赋，率低小病患，不应格式。乞预支缗钱，委逐将自置，仍增直至四五十千。』得旨，特许行鄜延一路。
《兵志》云：七月，知延州刘昌祚请减监牧司年额马，增直市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马，增置马军蕃落，留苑监捧日马为马种。从之。留马种在九月十三日。
八月甲申，提举经度措置牧马司言：『已遣官诣诸路选买牝牡马上京，乞诸路专责监司一员提举。』从之。『令诸路差狐疑无坚决定论、反求可于将命使者，自非明于利害、忠特不回之人，孰不观望，指议二三，破坏其事?可更审详。若果有害民，必不可施行，当具所见事理论奏。苟无弊也，即宜并心一意，协力奉行。』时五年二月也。于是悉施行也。
七年二月丁丑[13]。先是，提点京东路刑狱霍翔言：『齐、淄等州，民号多马。禹城一县，养马三千，牝马居三之二[14]。臣近因巡历，密案视民养马，虽土产者，骨格亦高大，可备驰突之用。兼齐州第六将骑兵多是东马，与西马无异。虽民间比宫中养马所费刍秣不多，然而不有所免，则无以为劝，缘民之所免者，在于文移折变、舂夫贼盗、敷出赏钱、保正保副、大小保长、催税甲头、保丁巡宿十事。臣即以此事目付禹城县劝谕，愿养马之家已应募者，计马四百四十八，牡马二百六十三，牝马百八十三，然未见所免之利，而愿养者已多。乞应诸路乡村户，不拘等第高下，如愿养马，并许自陈。除依条分番教阅，及觉察同保违犯，并勾集追捕贼盗外，与免十事。内有田五顷，许养马一匹；五顷以上二匹；十顷以上物力高强，恐妨差使，不在养马之限。其牝马须四尺二寸以上[15]，牡马四尺三寸以上[16]。大县无过五百匹，许养牝马三之一，及委本州通判春秋呈验当日放散外，更余约束，一依朝廷追降民马指挥。』上批送吴居厚相度。居厚言：『马政实为国家大务，其次莫如财利。民之安平，又无若制御盗贼。今转运军须年计，大半出于折变之物，稍有侵耗，即无从补助。自保甲之法行于诸路，其正、副尽得一乡材武之士，几察贼盗，所在衰减。今募民养马之法，若与免大小保长支移[17]、催税甲头、舂夫贼盗敷出赏钱[18]、保丁巡宿十事，实便公私，可施行。』手诏三省、枢密院进议京东西保甲、养马事，以谓：『当留俟两路使者，以决可否。推朝廷大政，庙堂之上，令所自出。若恃心狐疑，无坚决定论，反求可将命使者，自非明于利害、忠特不回之人，孰不观望，措议二三，破坏其事，可更审详。若果有害民，必不可施行，所见官具事理论奏。苟无弊也，即宜并心一力，协力奉行。』时五年二月也，于是悉施行之。
霍翔二年八月除京东路宪[19]，六年十月徙成都，七年二月十三日，提举京东保马。旧录载霍翔奏及手诏，并于五年二月五日丁巳。朱本移入七年七月五日甲戌。今附八月丁丑。又疑手诏不在五年，当是，六年冬末或七年春初也。
五月辛酉，提举京东保马霍翔言：『买马法无过八岁，及十五岁，给公据斥卖。窃以牡马十岁方壮，牝马十七岁犹生驹。乞许买十岁以下牡马、十三岁以下牝马。』丙申，中书省言：『熙宁二年，天下应在马十五万三千六百三十匹。』诏兵部取索内外马数，比较以闻。
十二月甲申，知成都府吕大防言：『欲编排四尺二寸以上马百匹进呈。如堪配军，即乞依此收买。』从之。
军器监
熙宁六年六月己亥，置军器监，总内外军器之政。具所总摄，并依将作，仍以吕惠卿、曾孝宽为判监。所置官属，令逐官奏举。军器旧领于三司冑案，三司事丛，判案者又数易，至是始案唐令置监，而废冑案焉。先是，上语辅臣：『河北兵械，皆不可用。』王安石曰：『兵械非可以一朝一夕具，须预具之。』上乃议置监，设官提举。翌日，遂有是命。
七月甲寅，置内弓箭南库，储御前所制军器，仍别差官提举。
八月庚寅，判军器监吕惠卿言：『乞拨三司胄案吏赴本监及东、西八作司，广备指挥兵级，本监与提举司、将作监等同统领。』从之。仍诏广备指挥专隶军器监。
十一月丙午，诏军器监以殿前马军司所相度鞍辔样，计在京诸军马数造给。初，马军用大鞍，不便野战。是日，上始以边样皮鞔小鞍，用本鞍长缰回旋转射，得尽驰骤之技，仍选边人习骑者隶诸军后。上批：『昨降鞍样，虑数多，计置未集。闻诸军亦有私鞍，大约及新样。若能自置，即给价钱。』
十二月丁亥，诏同管勾都水监丞程昉于沿河采车材三千两，下军器监定样，制造战车。上修严武备，既采唐李靖三人队法，欲试行之，且以北边地平，可用车为营卫，因内出手诏，令三府讲求，而有是诏。壬辰，军器监言：『弓匠李文应、箭匠王成伎皆精巧。』诏补三司守阙军将，以教工匠。
七年正月，判军器监吕惠卿等上裁定中外所献枪刀样。诏送殿前马步军司定夺。又上编成弓式。初，在京及诸路造军器多杂恶，河北犹甚。至是，所制兵械皆精利。其后，遂诏赍新造军器付诸路作院为式，遣官分谕之。已而惠卿言：『朝廷必以武人习用器械故，谋及殿前马步军司。然臣体问逐司，每准朝廷送下定夺事件，只是取责军校文状同奏，非独专持旧说，不青改更。又其智虑，未必能知作器之意，故凡外人所陈，非己出者少肯言，是朝廷亦未尝考其说之当否，遂从而寝。荀卿以谓「工精于器，而不可以为工师。有人焉，不能此技，可使治其官。惟精于道者为然。」乞从本监奏，乞就一司同议。』上由是遣管军郝质赴监定夺，皆以为便而施行焉。
二月庚辰，诏军器监除依新样造兵车外，仍巧以牛皮为行毡[20]，木制车上蔽尘之物，临时因民车使用。
五月庚戌[21]，诏入内供奉官卫端之追两官，免勒停[22]；弓弩院工匠俞宗等十人黥面，配京西牢城。端之被差看验弓弩，不堪修者折剥。乃以杂色弓三十五万余张赴折剥所，内角面十二万可修，计实费钱七千余贯，犯在疏决前。上曰：『是可以弗惩乎?』特黜之。端之先以造弓弩弦省工减磨勘四年，至是坐枉费得罪。
《吕惠卿家传》：惠卿判军器监，时禁中亦置造作所。中官卫端之编排弓枪库杂色弓七十余万张，其当毁者四十九万张，已毁十七矣。惠卿遣属官李稷诣诸库覆视之，得其以良为恶而未毁者十余万，请复存之。案：端之得罪时，惠卿已执政矣。或是惠卿先发端之罪，及执政，乃行罚也。《家传》又以端之得罪后遣郝质诣军器监。前郝质诣监已附正月十三日，更须详考之。
九月丙午，内出敌楼样送军器监，颁降修制。
十一月乙未朔，上批：『累降指挥，令军器监具可用战车制度奏闻，至今未见将上。宜令速详定进呈。』
八年四月甲子，上批：『军器监初造军器，样制虽多，未应所用，朝廷间有需索，多无见在。可令计定河北三处合用名件，所阙少数制造；其无用者，毋得妄费财力。』
十月辛亥，军器监言：『造将下鞍辔五千副，乞下河东等路采买生曲材造鞍桥。』上批：『合材已自坚牢堪用，不须枉费财物，可罢采买。』
十年四月丙申，诏军器监置主簿及勾当公事官各一员，丞、主簿互差。从判监范子奇请也。
十一月丙辰，军器监言：『天下军器，今五路已编排完，其余诸路，欲令随州郡大小次第编排，以五千人至千人为额，从本监量定年限，于都作院修选，委监司或提举司官一员提举检点。』从之。
元丰元年八月甲寅，军器监奏：『请将官兵皮甲以生白丝染红，代犛牛尾为沥水。』上批：『丝可惜，宜用他毛代之。』
二年十月，诏军器监出黑木风羽、红木风羽、白木四风羽弩箭总百三十万赐开封府界、京东西将下各五万。
四年七月甲辰，泾原路经略司言：『近准朝旨修渭州城，置炮台已毕，防城战具，止有大小合蝉床子等弩。案：《武经总要》有三弓八牛床子弩，射及二百余步，用一枪三剑。箭最为利器，攻守皆可用。乞下军器监，给弩箭各三副，赴本路依样造，以备急用。』军器监言：『每座重千余斤，难运致。乞图其样付本路作院。』从之。
五年六月丁巳，军器监言：『相州都作院造防城箭二十三万，河北无竹笴，乞依定州用桦木笴。』从之。
六年八月庚子，上批：『京都所造军器动以万计，虽广求制样，尚恐未殚众善，或不适用，徒费工力。闻鄜延路经略使刘昌祚屡谙战斗，精于骑射，而留心兵仗。委走马承受霍丙、谕昌祚，令具所习用马步战器，并具系士卒御贼可用利械，入递进呈。』
九月丁巳，上批付刘昌祚：『得所进器械具悉。今于京师见作军仗，赐卿金线乌梢弓十、神臂弓二、将官甲马军甲偏挨甲各一、斧合竹马枪马军力步人刀各五、栾竹步人排刀各一、标二、透蝎尾马黄弩桩一，以备出入。卿更省阅，具便否以闻。』
十月辛卯，工部郎中范子奇言：『昨判军器监，创造床子大弓二张，强于神臂弓，独辕弩较之九牛弩尤为轻便，用人至少，射远而深，可以御敌。』诏工部、军器监管军官同比试以闻。
十二月，奉议郎、编修军器什物法制蔡硕为军器少监。上批：『硕于器械工作程式极为究心，颇臻智巧。』故有是命。
八年三月，哲宗即位。
五月庚子，专一制作军器所隶军器监（注文详见《浚汴河》）。
试刑法置律学等附
熙宁元年秋七月癸酉，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，从谋杀减二等论。初，登州言妇人阿云有母服，嫁民韦阿大，嫌其陋，谋夜以刀杀之，已伤不死，案问欲举自首。审刑院、大理寺论其罪，用违律为婚，敕贷阿云死。知登州许遵言：当论如敕律。诏送刑部。刑部继如审刑、大理。遵不服，乞送两制定议。诏送翰林学士司马光、王安石同定，而光与安石议异。安石本不晓法而好议法，强主遵议，特与光异。及执政，遂力行之。然议者不以安石为是也。
二年八月乙未朔，诏谋杀人自首及案问欲举，并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。先是，吕公著等定按问欲举如王安石议。诏依所定。于是审刑、大理寺官齐恢、王元师、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议不当，中丞吕诲与诸御史亦皆论谋杀不当用首法。文彦博以为：『杀伤者，欲杀而伤者而已。杀者不可首。』吕公弼以为：『杀伤于律不可首。』会富弼入相，上令弼议，而又以疾病，久之弗议，至是乃决，而弼在告，不与也。癸卯，司马光言：『知杂御史刘述、集贤校理丁讽、审刑详议官王师元皆以执法谋杀刑名被劾。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，天下皆知其非。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，又罪守官之臣，恐重失天下之心也。乞赦刘述等。』不报。己巳，罢殿中侍御史孙昌龄力尚书屯田员外郎、通判蕲州。先是，昌龄言：『臣累论辨谋杀之法非是。』遂贬。
二年三月丙辰，诏审判、大理、刑部详议。详断、详覆官初入以三年为一任，再任以三十月为一任，仍逐任理本资序。其支赐都数，比较逐官断罪有无失错稽违，及驳正刑名，分三等第给之。京朝官选人，历官二年以上无赃罪，虽有余犯而情非重害者，许两制、刑法寺主判官、诸路监司同罪举试刑名。如无人举试，但历任有举主二人，或监司以上止有一人，皆听乞试。试日，许赍所习文字就试，每日试一场，每场试案一道，每道刑名约十件以上、十五件以下，并取旧断案内挑揀罪犯攒合力案，至五场止，仍更问《刑统》大议五道。其所断案，具铺陈合用条贯，如刑名疑虑，即于所断案内声说。所试人断案，内刑名有失，令试官逐场具录，晓示错误，亦许试人再经试官投状，理诉改正。其断罪通数及八分以上，须重罪刑名不失为合格。其考试关防，并如试诸科法。初议谋杀刑名，上怪人多不晓者，王安石曰：『刑名事诚少人习，中书本不当与有司日论刑名，但今有司既未得人，而断人罪又不可不尽理。』上曰：『须与选择数人，晓刑名人可也。』他日，曾公亮在告，上谕陈升之曰：『法官事不见将上，学校事亦不见商量，中书诸事都未有端绪，曾公亮又已疾病。相公方壮，且勉力为朝廷立事。古人爱日与草木同尽，诚可惜也。』于是定议降诏。试法官盖始此。
六月辛巳，司勋员外郎、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权判大理寺。初，王安石定按问欲举法，台符闻之，举手嘉额曰：『数百年来误用刑名，今乃得正!』安石喜其附己，故有此授。
九月己亥，命崔台符、曾布、朱温具考试官法。
六年三月丁卯，诏：『自今进士、诸科、同出身及授试监簿人，并令试律令大义，或断案与注官。如累试不中，或不能就试，候二年注官。曾应明法举人，遇科场愿试断案格，排于本科本等人之上。』己巳，诏：『自今试法官断案刑名，约七件以上、十件以下。』
四月甲戌，以朝集院为律学，赐钱万五千缗，于开封府界检校库出息，以助给养生员。置教授四员。请给人从，视国子监直讲命官。举人并许入学试，中官给食。每月公试一、私试三，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，习断案生员一道，刑名五事至七事。私试义二道、案一道，刑名三事至五事。戊戌，诏：『比详应明法举人，止愿依法官条例断案大义者，听如合格，仍编排在本等人之上。今定所试场第及考校样行之，仍改先降指挥明法为诸科。如敢冒应诸科人名试法，许人陈告，赏钱百千，同保人永停取应。』
七年十月壬子，中书言：今欲应得替合守选人，岁限二月八日以前于流内铨投状，试断案二道，或律令大义五道，或义三道，差官同铨曹主判官撰式同考试，第为三等申中书，上等免选注官，人优等者，依判司例升资，无出身者赐出身。如试不中或不能就试者，及三年与注官，即不得入县令、司理、司法。其录事参军、司理、司法，仍自今更不试判，亦不免选。』（详见《裁定臣僚奏荐》）
八年闰四月，诏：『试刑法人，上七人差充法官，余循资堂除差遣免试。其京朝官即比类推恩。』
八月壬子，命池州司法参军孙谔编定《省府寺监公使例册条贯》，又命谔，监制敕库。谔，邵武人，即举进士，试法中第一，故以此授之。制敕库用士人自谔始。
七月，诏：『进士及第，自第一人以下注官，并先试律令大义、断案。』初，自三人以下始令试法，至是，中书习学公事练亨甫言：『进士高科任签判、两使职官，通与一州之事，其于练习法令，岂所宜缓?前此习刑名者，世皆指以为俗吏。今朝廷推恩虽厚，而应者尚少，又独优高科不令就试，则人不以试法为荣。滋失劝奖之意。』故有是诏。
十年五月丁丑，诏使臣换文资，试律令大义十道，以八通为上、六通次之，四通又次之，并为合格，中书取旨。
元丰元年八月壬子，诏自今科场考试刑法官，并中书差官。
五年十二月丙子，诏：『诸承议郎以上及幕职州县官并未入官人，历任无私罪徒及入已赃、失人死罪并勒停冲替后已经一任者[23]，许试刑法。无人奉举，听于吏部及所在官司投状乞试。见在外任官及授黄河地分见阙者不许就试。诸举官试刑法者，尚书刑部官、大理长贰岁各十人，侍从、三省、六曹、御史、开封府推官及监司各七人。』
六年四月壬戌，国子司业朱服言：『相度入律学命官，公试律学、断案，考中第一人，乞许依吏部试法与注官。其太学生或精于律义、断案，就律学公试中第一，与比私试第二等注籍。』从之。
元祐三年三月甲子，吏部尚书苏颂等状：『看详试刑法人，自来每年春、秋两试，准敕秋试已罢，即令每年只是一次春试。若依条每年申都省立定到阙日限，显是枉烦。欲乞将试刑法人立定每年一次春试，其试人限当年二月十五日以前到阙，免致逐旋申烦朝廷立限。若立此法，亦令试人每年预知其试，依限赴阙。』从之。
论肉刑
熙宁二年五月丁卯，上论谋杀自首事，王安石因具论其故，又论：『律非中才一人之所能具，然亦不尽理。死刑之次，即是流刑，但居作而不杖，此自唐以来，即守此律不得，如此类亦甚多。』上曰：『汉文帝废肉刑，是否?』富弼曰：『极是。』安石曰：『当时虽废肉刑，而人多笞死。即如折人两支或瞎人两目，今乃流三千里而已，此何足以报其罪?又强盗五贯即死，若有肉刑，此但可刖而已。』弼曰：『此非通论。刑者不可复宁，虽欲自新，其路无由。除肉刑，乃所以开人自新耳。』上曰：『然人肉刑者，皆有已甚之罪故也。』
九月，上谕枢密院：沙门岛罪人数多，及广南编配罪人，多即窜还，令与中书别议立法，且欲复行肉刑。吕公弼以为不可，退而上疏曰：『臣议见韩绛尝奏乞用肉刑，今日陛下亦以为然。绛又言：「假如折一支、去一指，有何不可?况尧舜尚用之。」此徒信古人之论，不适时变。自汉文感一妇人之言罢肉刑，而天下归仁，逮今千余年。一旦用之，必骇四海观听。况古虽有肉刑之法，在尧舜之世，亦未尝行之。《书》曰：「象以典刑，流宥五刑。」尧舜之世，用流以宽五刑也。若四凶者止于流，则五刑无所施焉。臣愿陛下上法尧舜，下体汉文，无取迂儒好古之论。陛下病今之犯刑者众，臣愿审择守臣，宣布惠爱，使民各得其所，则民不犯上矣。今不究其本，而徒更其刑辟，臣恐民心一骇而动，后虽欲全抚之，未易安也。』上纳之。
三年八月，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条，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。初，删定编敕官曾布上《肉刑议》，上问执政曰：『布所言肉刑，可即行否?』安石曰：『理诚如此，即行亦无害，但务斟酌所当施肉刑者。』布始为编敕删定官，即言：『立法必本于律，律所未安，不加刊正，而独欲整齐号令，是舍其本而治其末也。』因乞先刊正律文。诏布条析具上。布言《律疏议》繁长鄙俚，及今所不行可删除外，凡驳其舛错乖缪百事，为三卷上之。诏布如有未便，续条析以闻。
司马光云：布素为王安石所厚，使改定律文，不知究竟如何。当考。
元丰元年九月。上初即位，韩绛即建议复肉刑，至是，复诏执政议。知枢密院吕公著以为：『后世礼教未备而刑狱繁，肉刑不可复，将有踊贵屣贱之讥。』吴充议复置圜土，众以为难行。王珪欲取开封死罪囚，试以劓、刖，公著曰：『刖而不死，则肉刑遂行矣。』议竟得寝。
五年七月壬午，诏罢大理寺官赴中书省谳案，自今每岁一次。本寺以见在案尽断绝，上中书取旨。上因论刑曰：『先王之肉刑蓋不可废。夫人受形于天，以法坏之，故谓之肉刑。扬子曰：「肉刑之刑，刑也。」周穆王训刑，大则五刑，次则五宥，又次则赎，凡十五等，轻重有伦。至汉文帝罢之，若革秦之弊，欲休养生民则可矣。如格以先王之法，则不得为无失。三代之时，民有疆井，分别圻域，彰善瘅恶，人重迁徙，故以流为重。后世之民，迁徙不常，而流不足治也，故用加役流，又未足惩也，故有刺配，犹未足以恃，故又有远近之别。盖先王教化明，习俗成，则肉刑不为过也。』
增吏禄
熙宁三年八月癸未，上批：『闻在京诸班直并诸军所请月粮，例皆斗数不足。内出军家口亏减尤甚，请领之际，仓界斗级、守门人等过有乞取侵剋，甚非朕所以爱养将士之意。宜自今每石实支十斗。其仓界破耗及支散日限斗级人等禄赐，告补关防，乞取条令，三司速详定以闻。』先是，诸仓吏卒给军食，欺盗劫取，十常三四。上知其然，故下是诏，且命三司条具。于是三司言：『主典役人岁增禄为二十万四千余缗，丐取一钱以上，以违制论，仍以钱五十千赏告者，会赦不原。』中书谓：『乞取有少多，致罪当有轻重。今一钱以上论以一法，恐未当。又增禄不厚，不可责其廉谨。宜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。在京应千仓界人，如因仓事取受粮纲及请人钱物，并诸司公人取受应千仓界并粮纲钱物，并计脏钱，不满一百徒一年，每一百钱加一等。一千流二千里，每一千加一等，罪止流三千里。其过致并与者。减首罪二等，徒罪加配五百里外牢城，流罪加配千里外。满十千，即受赃，为首者配沙门岛。若许赃未受，其取与过致人，各减本罪一等，为首者依上条内，合配沙门岛者，配广南牢城。仍许人陈告。犯人该徒，给赏钱百千，流二百千，配沙门岛三百千。若系公人，给赏外更转一资。以上人仍亦许陈首，免罪给赏。』从之。
四年正月辛亥，诏三司应卖扑酒麴诸坊场钱，每千纳税钱五十，仍别封桩以禄吏。
五年五月癸未，诏增中书审官东西、三班院、吏部流内铨、南曹、开封府吏禄。其受财者，以仓法论。
六年四月戊戌，诏裁定在京诸司吏请给。先是，吏禄各有定式，后以兼局，增茶汤、纸笔等钱，侥倖相因，略无限制，而枢密院有言，故降是诏。已而王安石白上曰：『如吏人马骧差往西川、陕西，又往湖南、北两路溪洞，又如中书检正吏，皆一人兼两人文字。若不许兼请，即谁肯任劳责者?既是官有两局，若不许兼，止是占吏人愈多，而妨其本勾当处，且令日食不足耳。』上曰：『一人兼五人处如何?』安石曰：『凡兼局吏，非在一员官之下，即亦不可兼。既无一员官兼五六处差遣者，即岂有兼五七局之吏?』上乃追前诏寝之。
七月丙寅，诏枢密院减书令史五人，增令史俸月钱二千，书令史五千，春、冬各绢五匹，以汰冗养廉也。
十二月壬申，三司言：『新法所增吏禄，除旧请外，岁支钱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三缗有奇。』诏以熙宁四年后坊场税钱拨还，不足则以市易司市例等钱补之。仍令提举帐司岁考支收数上中书。时内自政府百司，外及监司、诸州胥吏皆赋以禄，谓之仓法。京师岁增吏禄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，监司、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，然皆取足于坊场、河渡、市例免行后剩息钱等，而今县官岁入财用，初无少损，且民不加赋，而吏禄以给焉。乙酉，中书言：『增开封府等处吏禄，以行重法。』上曰：『异时吏不赋禄而受赇，辄被重劾。今朝廷赋禄而责人，可谓忠恕矣。』
八年闰四月癸巳，权三司使章惇言：『昨增吏禄，行河仓法，盖欲革绝私弊。今闻却有以假借典质之类为名，经隔月日，方受财物者，宜为防禁。』诏行仓法人因职事以借使质当为名受财者，告赏刑名，论如仓法。
十二月。自熙宁三年始，制天下吏禄而行重法，以绝请托之弊。其年，京师诸司支吏禄钱凡三千八百三十四贯有奇。及沈括为三司使，当熙宁八年，其年支吏禄凡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有奇。京师旧有吏禄者及天下吏禄，皆不预此数云。
元丰六年正月，诏户部尚书安焘同本部郎官立省、曹、寺、监新旧吏禄云。
校勘记
[1]陆诜 原本作『陛诜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及《宋史·陆诜传》改。
[2]系草 原本『系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拾补》卷二补。
[3]毌湜 原本『毌』字作墨丁，《长编拾补》亦漏辑此条。据文同《丹渊集》卷三九《毌公墓志铭》补。
[4]大名府 原本作『大明府』，据《长编拾补》卷三下改。
[5]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补。
[6]在牧 原本『在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七补。
[7]风雨 《长编》卷二二七作『风逸』，似是。风逸者，谓因牝牡相诱而脱逸也。
[8]戊寅 原本作『癸酉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二改。
[9]八监 原本作『十监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二改。
[10]堪 原本作『匹堪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二删『余』字。
[11]己丑 原本作『丁亥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一四改。
[12]自『买粮谷』以下数页，错简而致颠乱特甚，兹据其本来顺序及参《长编》，尽数纠正复原，谨此说明，以下至『《军器监》』章，不另出校。
[13]丁丑 原本作『丙子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。
[14]牝马 原本作『牧马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，
[15]牝马 原本作『牧马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。
[16]牡马 原本作『牝马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。
[17]保长 原本作『保甲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。
[18]敷出 原本作『赋出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。
[19]二年 原本作『三年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三四三改。
[20]仍巧以 《长编》卷二五○作『仍以』，无『巧』字。
[22]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四九补。
[23]勒停 原本作『鞍停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五三改。
[24]冲替 原本『冲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三一补。
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六
神宗皇帝
薛向等措置陕西折二钱
庆历中，陕西、河东皆用铁钱。后用张奎议，小铁钱独行于河东，而陕西许用铜钱及大铁钱，以一折二，然小钱积同、华二州者，凡四十万缗。熙宁初，诏赐河东，以铁償之。
熙宁二年三月，诏令提点铸钱、制置解盐等臣僚各具财用利害奏闻。
三年七月辛丑，遣发运司管勾运盐、屯田郎中刘忱同陕西转运司相度本路兴置铸钱监利害以闻，以发运使薛向等请出上供钱帛二十万贯匹，买岑水场铜、铅四百余万斤，运至陕西，增铸钱百万缗，以备边也。其后忱等奏至，多与向议协，乃诏行之。
本志系此事于元年七月，误也。向二年六月乃除发运。
四年三月己亥。皮公弼在陕西，尝建言：『陕西见行当二大铜钱，因顷岁西边用兵，始铸当十钱。后兵罢，多盗铸者，乃以当三，犹私铸，乃减当二。行之至今，铜费相当，民无冒利，盗铸衰息。请以旧铜、铅尽铸当二钱。』从之。其后折二钱遂行天下。
七年六月癸未，秦凤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，铸折五、折十钱，乞降御书字样。诏惟铸折二钱。
八月戊辰，诏凤翔府罢铸郿县夹锡青铜折二钱，以钱成，掷之辄碎也。
九月壬戌。是时关中钱法弊，永兴军路安抚使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，则民间专行省抚大钱，而大钱少不足用[1]，请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，而民间所行私大钱，一以一小铜钱买而更铸之。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请尽买恶钱，且毋行铸铁钱相易事。有司尽纳伪钱，请先于本路五铜钱监改铸，一年可竞。又请改铸所买恶钱。秦凤路都转运使熊本言：『买恶钱及禁旧通行大钱，铜钱相易，皆非便，请降钱式下所属，而禁用恶钱，犯者论如法。勿废旧通行钱，选官库恶钱，同所买改铸之，小变其蹻为「熙宁重宝」。今本路官钱受私钱已多，省蹻钱久废，公私百无一二。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，及铜钱千易当二铁钱千，其实铁钱一斤，才当斤铁耳。千钱为铁六斤，铸为钱二千，而以铜钱千易之，官失多矣。又钱多，一年改铸，未得竟也。旦民卖千钱，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，才易其半，又禁其通行大钱，则方灾伤，民所有钱，四亡其三，何以救灾?』众议不同，于是诏逐司相度利害以闻[2]。
此据《食货志》第六卷，比《实录》所书颇详，当用之。
八年正月丁巳，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：『交子之法，以方寸之纸飞钱至远，然不积钱为本，亦不能以空文行。今商、虢、鄜、耀、红崖、青远铁冶所收极广。苟即冶更铸折二钱，岁除工费外，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。』并上可行十二事。上批：『可如所乞，委公弼总制营办。』
二月甲子，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奏：『见管私铸钱，转运司九万余缗，常平司十一万余缗，并买民间私铁钱数十万斤，并当改铸省样钱。欲除永兴、华、河中、陕州铜钱监添匠鼓铸外，更于商、虢、洛南增置三监，鄜、耀权置两监，共九监改铸。永兴、鄜、耀、河中、陕去铁冶远，第改铸伪钱，一年可毕。商州、洛南、华、虢最近铁冶，可以久行。鄜州等五处，候改铸罢，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，然后专铸大钱。』从之，仍委皮公弼总制营办。先是，安抚、转运司出榜收买四等私铁，一切禁断通旧用钱，而以铜钱易之。以官库见管并换到通用私小铁钱重行鼓铸。而熊本以为：如此则公私未便。乃下逐司，申明前后条约，惟揀缺薄漏贯、字样不明等私钱，犯者依法施行，入官销毁。应自来通用钱，并令行使如故。其官库不堪铁钱等，即别置钱监，增圆物料[3]，比省样微加别异，铸『熙宁重宝』。诏逐司具官私合改造数，数各计若干，及如何措置以闻。至是，转运司条具来上，故有是诏。
三月丁酉。诏：『秦凤等路都转运司相度所铸大铁钱，约补足所废监钱数，及充交子本钱外，不须广铸。』
九月庚午，岷州置铸钱监，令知熙州高遵裕、转运副使张穆之提举，以遵裕言威远监所铸折二钱用工少而得利多，今岷州铁冶暴发，若增置一监，岁可得缗钱四十万，故命置监焉。后赐监名曰『滔山』。
九年六月壬辰，三司言：『奉诏，折二钱且可未得支用，别听指挥。前巳诏诸路通行，今未审止禁在京，或止诸路并罢。』上批：『都下钱法自祖宗以来，未尝有改。其新行折二钱，不须取索比较利害，宜直指挥京师并畿内并罢。』先是，薛向铸折二钱于陕西，其后许彦又铸于广南，以偿铜价。既而有言：『折二钱民不肯折用。』又诸路继有如此者，故始诏令府界不用。后章惇乞并府界用之，上曰：『府界既用，即当令京师亦用之。』至是，有言民以用折二钱不售诉于开封而复被决者，又言有诉三司者，以故上批欲罢之。及中书访问开封府、三司，皆言无是事，乃再以进呈，上又云：『但恐经久，富民藏小钱莫出尔。』安石曰：『大钱亦无多，富民岂肯藏小钱不出?藏小钱不出，于富民亦何利?』上又曰：『恐四方闻中国行两等钱，以为贫窘，乃伤国体，如何?』安石曰：『钱有二品，自周已然，何系贫富?且自古兴王，唐太宗、周世宗时极贫，何足为耻?臣初不欲铸折二钱，今乃极论者，朝廷举动，四方所瞻，稍有罅隙，即为奸为窥伺愚弄，将不能立国是，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?』上乃令复行之。然两宫讫不欲用折二钱，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。安石争不能得，退遂移病不出。上使人谕之曰：『朕无间于卿，天日可鉴，何遽如此?』安石乃出。己酉，侍御史周尹言：『臣闻钱币之用，古者或谓之泉，欲其通流而无滞；或谓之布，取其周遍而平均。臣去冬奉使，经由永兴、秦凤路，伏见盗铸钱不少。问其本末，盖是钱法用一当二，铁钱易得，而民间盗铸者费少利倍。又访闻得所在官中，积聚者约有数百余万贯，民间收藏者犹不在其数。缘上件钱货，起初元以一当十，后来减为折三，近岁又作折二，已于国家重货一损其八，若更作一文行用，即又损一分，所以不敢辄有奏请。昨来朝廷差汪辅之往逐路揀选铁钱数不多，今三司指挥更不行用，仍行改铸。就令改铸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，即一年之内，除节假、旬假，实有三百日课程，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，计二三年间，未满数百万贯。况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。若改铸之法或只仍旧作折二钱，即民间盗铸，定亦不可止绝。臣欲望将折二铸钱更不别行改铸，亦不须揀选，起自今后，只作一文行用，则盗铸者所获之利不充所费，自然无复冒禁作过，岁省重辟，而农商交易，获众货通流之利。且约宫中所有，止就四百万贯言之，若以二为一，即犹得二百万贯之数，致力简省，便可得用。』
十年六月壬寅，三司言：『铸大钱，欲乞且依旧额，今后如有添铸，乞除陕西、河北、河东外，诸路并铸小钱。』又言：『河北西路转运司请于邢、磁州置监，鼓铸折二铁钱十万贯。今相度，欲于永兴军路铸折二钱十万贯。却于河北西路添铸大铜钱。』并从之。
十二月甲辰，诏铸钱司并以『元丰通宝』为文。
元丰元年八月乙丑，利州路转运司言：『兴州济众监每岁旧铸钱四万一十缗，计支本钱二万四千缗，得息万七千缗，应副茶场司。今若依蒲宗闵奏请，增铸常使钱三万六千余缗，通旧钱及额钱总七万二千余缗，共支本钱四万二千三百余缗，可得息钱三万缗。其宗闵所乞铸一半大钱，欲并铸折二大钱，不惟便于行用，兼省工费，得收息，入茶场司足用外，限一年拨还本钱。』从之。仍令铸本路见使钱。
七年六月丙子，诏陕西三铜钱监所增铸折二钱，每监以五万缗为额，息钱赐转运司。
薛向等措置陕西盐钞
熙宁初，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，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，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，为盐钞本，继又增二十万。七年，中书议陕西盐钞大多出虚钞，而盐益轻。以钞折兑粮草，有虚抬边籴之患。请用交子法，使其数与见钱相当，可济缓急。诏以皮公弼、熊本、宋迪分领其事。仍命赵瞻制置，又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，遣市易吏行四路，请买盐引。又令秦凤、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。
八年，中书奏陕西盐钞利害及立法八事，大抵谓：『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，买不尽则钞贱而籴贵，故出钞不可无限。然商人欲见变易见钱，而官不为买，即为兼并所抑，则钞价贱，而边境有急，钞未免多出，故当置场，以市价平之。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，以当用钞数立额。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，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五千，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，永兴军遣官置钞，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。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，即民间钞多而滞，则送解池毁之。』诏从其请。然有司给钞溢额，犹视其故。
九年，乃诏御史劾陕西官吏，仍止三司额外出钞。复诏三司讲画利害以闻。
十年二月戊申[4]，三司言：『盐法之弊，由熙河钞溢额，故价贱而芻粮贵。又东、西、南三路通商郡邑榷卖官盐，故商旅不行。今盐法当改，官卖当罢。请先收旧钞印识之。旧盐行贴纳之法[5]，官尽买旧钞。其已出盐，约期听商人自言，准新价增之，印盐席，给符验。东南旧法，盐钞席才三千五百，西盐钞席减一千，官尽买。先令解州场院验商人钞，乃许卖。已请盐立限告赏，听商人自陈。东南盐席加钱二千五百，西盐席加三千，为易旧符，立期令买，其全席盐，限十日自言。乃令加纳钱为印识，给新引，听以旧钞当加纳钱。』皆行之，而别定官卖盐池。旧制，河南北曹、濮以西、秦凤以东皆食解盐，自仁宗时，解盐通商，官不复榷。熙宁中，市易司始榷开封、澶、濮等州。是岁，乃诏三司言：『相度及再体问商人自来生产小盐，及邻接京东、河北末盐地分，澶、濮、济、单、曹、怀州、南京及开封府界阳武、酸枣、封邱、考城、东明、白马、长垣、胙城、韦城九县令通商，及为外来小盐侵夺，贩卖不行，合依旧官自出卖，仍召客人入中外，其河阳、同、华、解州、河中、陕府及开封府界陈留、雍邱、襄邑、中牟、管城、尉氏、鄢陵、扶沟、太康、咸平、新郑十一县，欲且令通商，候逐月缴到客人交引，对比官卖课利不相远，即著为足法；若相远，或趁办年额不敷，即依旧官卖。』从之。先是，张景温提举卖盐，颇增盐价，民不肯买，则课民日买之，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。有买卖私盐者，重赏募入告，以犯人家财充民买官盐，食不尽者、留宿者同私盐法，民间骚怨。盐钞每席旧直六千，至是才二千有余。商不入粟，边储失备。朝廷疑之，召陕西转运司皮公弼人议其事。公弼极陈官卖盐为不便，诏与三司议之。沈括在三司，虽不能夺公弼议，然王安石方主景温，括希安石意，乃言：『若通商，则岁失官卖缗钱二十余万。惟乞将管城等十一县并南京、孟、陕、同、华、卫六州府通商。』而中书讫不行。安石既去位，括始与公弼共言官卖盐不可不罢。于是诏许、孟、陕、同、华、河中六州府、陈留等十一县通商，余官卖犹如故云。
元丰二年正月丙申，上谓辅臣曰：『向以陕西用度不足，出钞稍多，而钞加贱，遂建京师置盐钞之法，本欲收盐价，飞钱于塞下，而出钞付陕西无止法，都内凡出钱五百万缗，卒不能救钞法之弊，盖新进之人轻议更法，其后见法不可行，犹遂非惮改。王珪曰：『利不百[6]，不变法。』上曰：『大抵均输之法，如齐之管仲、汉之桑洪羊、唐之刘晏，其才智仅能推行，况其外者乎?朝廷措置经始，所当重谨，虽少年所不快意，然于国计甚便，始静以待之。』
蹇周辅措置江南盐
元丰四年三月戊子朔[7]。先是，章惇察访湖南盐[8]，本路提点刑狱李初平措置般运广盐添额出卖之法，然未及行。元丰三年，惇既参政，有郏亶者，邪险锐进，素为惇所喜，迎合惇意，推仿湖南之法，奏乞广盐于江西。即诏权发遣度支副使蹇周辅诣江西相度。周辅承望惇意，至是奏言：『虔州运路险远，淮盐至者有常数，人苦淡食，而广东所产不得辄通，无赖奸民冒利犯禁，习以盗贩为业。已与两路监司会议立法，请罢运淮盐，通般广盐于虔州，以七百万斤为年额，百万斤为准备。南安军以百二十万斤为年额，三十万斤为准备。均虔州旧卖淮盐六百一十六万余斤于洪、吉、筠、袁、抚、临江、建昌、兴国等州军阙盐出卖处，不害淮盐旧法，而可通广盐。』诏令周辅限一月具立成法。已而周辅具江西[9]、广东路盐法并总目条上，从之。
五年三月乙酉，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：『闻道途汹汹，以卖盐为患。望稍变法以便民。』诏江东路提点刑狱范峋体量，仍下见提举盐事官曾伉分析百姓不便所以，及州县违法因依以闻。谊又言：『巡历洪、筠等州，据百姓陈状，论诉州县抑令置铺卖盐，已牒所属施行。臣窃详蹇周辅元立盐法，以救淡食之民。今民章积盐不售，以致怨嗟。卖既不行，日钱久负，追呼刑责，将满江西。其势若此，则安居之民转为盗贼，其将奈何?』
九月戊申，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张士澄、转运判官陈偲等上本路八州盐旧卖及今来相度合增卖盐数，修为湖南、广东西盐法条约总目。户部言：『欲依此推行，候就绪，令本路转运、提举官同立法。』从之。初，蹇周辅言：『韶、连、郴、道州可以通广盐数百万，代淮盐食湖南。』故奉议郎郏亶亦乞广东盐往湖南路郴、全、道三州。诏送士澄、偲相度，至是奏上，乃下监司行之。
周尹措置蜀盐
熙宁中，患井盐不可禁，欲实私井，而运解盐以足之。朝议未决，帝以问修起居注沈括。对曰：『私井既容其扑买，则不得无私易。一切实之，而运解盐，使一出于官售，此亦省刑罚，笼遗利之一端。然忠、万、戎、泸间，戎界小井犹多，止之实难。若列候加警，恐所得不酬所费。』帝悦，其议遂寝，然刘佐入蜀经度茶事，尝岁运解盐千万席。
九年十一月己卯[10]，侍御史周尹言：『成都路州县户口蕃息，所产盐食常不足。梓、夔等路产盐多而人食有余，自来不禁贩易。昨成都府路转运司以相度卖陵井盐场，遂止绝东川路盐不入本路，及闭本路卓筒井，自陕西至成都二千里，道险不能续运，致成都路盐踊贵，斤为钱二百五六十，米二斗才得盐一斤，而东川路盐斤止七十。嗜利苟活之人，至以兵仗裹送贩易。欲乞放东川路盐依旧人成都府路，转运司不得止绝，勿闭卓筒井，但禁此后毋得创开；罢官运解盐；商贩人川听如旧。』其后，诏般解盐依客人例出卖，不得抑配，商贩听如旧。
元丰七年七月辛丑[11]，夔州路转运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置榷盐司。
李稷等措置蜀茶
熙宁四年二月戊辰，上对辅臣言向来茶法之弊。文彦博曰：『非茶法弊，盖昔年用兵西北，调边食急，用茶偿之。其数既多，茶不售，则所在委积，故虚钱多而坏法也。』王安石曰：『榷茶所获利无多矣。』吴充曰：『仁宗朝茶法极弊，时岁犹得九十余万缗，亦不为少。茶法因用兵而坏，彦博所言是矣。然立法之初，许商人入刍粟，边郡执交钞至京师，或使钱银绸绢，或香药象牙，惟所欲，商人便之，故法大行。至祥符初，限以三税之法，立定分数，不许从便，客旅拘制。又茶官多买茶之下者，苟足课额，商人得之，往往折阅。又法数变而民不信，此其所以大坏。如边鄙无事，法令不为小利轻变，自无不行之法。』
《食货志》云：茶法自天圣以来屡易。嘉祐初行通商，虽议者或以为不便更法之意，则主于扰民。熙宁四年，帝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，文彦博、吴充、王安石各论其故，然于茶法，未有所变也。及王韶建开湟之策，委以经略，七年，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，经画买茶，于秦凤、熙河博马，与成都路漕司议合，事方有端。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，所嗜惟茶，乏茶与市，即诏趣杞计见茶，计水陆运致，又以银十万两、帛二万五千、度僧牒五百付之，假常平及坊场余钱，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。初，蜀之茶园，皆民两税地，不殖五稼，惟宜种茶，赋税一例折输。民卖茶资衣食，与农夫业田无异，而税额总三十万。杞被命经度，又诏得调举官属，乃即属诸州创设官场，岁增息为四十万，而重禁榷之令，其输受之际，往往压其斤重，侵其价直。法既加急矣，犹未甚害也。八年，杞以疾去。先是，杞等岁增十万之息。既而运茶积滞，岁课不给，即建画于彭、汉二州，岁买布各十万匹，以折脚费实以布息，助茶利也。亦未免滞积。都提举市易司因建遣都官郎中刘佐体量。佐复建议：岁易解盐十万席，雇运回车船载入蜀，而禁商贩。即以佐代杞。之任未几，盐法复难行，罢佐、宗闵，乃议川、陕路民茶息，收十之三，尽卖与官场，更严私易之令，稍重至徒刑，仍没缘身所有物，以待赏给。于是蜀茶尽榷，民始病矣。
元丰十年四月癸卯，权发遣盐铁判官、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、国子博士李稷言：『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，至元丰元年秋，凡一年，通计课利及旧界息税，并已支见在钱七十六万七千六十六缗。』辛酉，盐铁判官、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、国子博士李稷权陕西转运使兼制置解盐使、都大提举茶场。
六年四月戊申，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：『李稷没于王事。按：稷领治茶事，于五年间，除百费外[12]，收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余贯。伏望以稷成就茶法之功，赐之土田。』又言：『文州与阶州接界，而两路茶法不同。阶州系禁地，见有博马及卖茶场；文州系通商地分，兼龙州界亦系相连。乞以文、龙二州并为禁地。』又言：『永兴等路，惟是金州所出，及影带透漏山南私茶，或南方伪造末茶，其价高贵，陕西之民，良以为苦。乞计置川路余羡茶货，编入陕西路诸州军出卖，并依秦凤等路禁茶地分条贯施行。』又言：『成都府据川陆之会，茶商为多，常患物货留滞，不免贱人贵停之家。乞于成都府置博买茶都场，随宜增价出卖，及博易诸般物货，却行变转。其所增利息，并依川路卖食茶及陕西博易条施行。』诏并依师闵所奏，李稷赐棣州官田十顷。初，蜀茶额岁三十万，至后加为五十万。及师闵代稷，为百万。
《食货志》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增广茶法，蜀道茶场四十一，京西路金州为场六，陕西卖茶，为场三百三十二。熙宁七年，税息钱四十万缗。诏定以百万缗为岁额，除充它官经费外，并储陕西，以待诏用。
六月乙丑，兼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郭茂恂言：『昨准诏专提举买马，兼领茶事，而场司不兼买马，既不任责，遂倚法以害马。茶价每驮有增十余千者，恐蕃马岁不入，上误国事。乞并茶场、买马为一司，庶几茶司同任买马之责。』
十月辛卯，提举茶场陆师闵言：『每岁所取息税，以百万缗为额，除应副别司年额外，并于陕西等路封桩，以待诏用。』从之。师闵又言：『准朝旨增广茶法，自措置以来，以所起茶数及见卖价约息，税钱无虑四十万缗。而金州所置三场，收息亦当不下六七十万缗。』诏候及一年，奏取指挥。
十一月乙丑，通直郎、都大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：『比者贾种民重立茶场法，并用年终额外增剩，依江、湖、淮、浙六路卖盐条支赏。其立额并其余增亏比较赏罚，并依课利场务法茶场司专条，更不用管勾官赏罚，减盐官之半，而不给赏。窃详本司之法，与天下课利场务不同，如盐酒之类，皆以本息通立额，而本司但以净利为额。今贾种民之法，须当用去息别立租额，如用本多，收息薄，通比租额，增则受赏用本少，收息多，以息填本，通比不及粗额则受罚，深害茶法，不可施行。』诏茶场司并用旧条，其户部议法不当，尚书李承之、侍郎蹇周辅各罚铜六斤，金部郎中晁端彦、员外郎井亮采各罚铜八斤，户部及都省吏各罚铜有差。
师闵云贾种民立法，而种民独免罚，当考。
七年八月乙未，都提举榷茶陆师闵言：『川茶之法，肇于熙宁甲寅。行之陕西，既有明效，以河北、河东生聚之众，惟茶不可一日阙。若视陕右成法，而归利于公上，度两路岁费之数，置官场于荆楚间和市，岁计运致两路，率用陕右禁地之法，本路俱积，以助边费。』诏师闵条具以闻。寻下两路具到合用茶数，及进呈，诏寝之。
朱本删去云：『不行，合删。』按：此乃神宗盛德，安可没也?仍具存之。
十一月丁巳，中书省言：『元丰二年，提举茶场李稷以息税五十万缗为额。后陆师闵奏自立额，后连岁增羡。乞自七年以百万缗为额，未知虚实。』诏榷茶司具自二年立额后至六年所收息税有无增剩及支费数以闻。
周直孙等措置在京酒麴京东路附
熙宁四年六月丁巳，详定编修三司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言[13]：『在京麴院，自来酒户沽卖不常，难及初额[14]。累经更张，未究利害。推究其原，在于麴数过多，酒数亦因而多，则价贱，贱则人户折其利。为今之法，宜减其数，增其价，使酒有限而必售，则人无耗折之苦，而官额不亏矣。请以一百八十万斤为定额，遇闰年，则添踏十五万斤。旧价每斤一百六十八文，请增作二百文，省旧法以八十五为陌。请并纽计省钱，便于出入。旧额二百二十二万斤，约计钱三十七万；今额一百八十万斤，计钱三十六万。三年一闰，十五万斤，计三万贯，又减小麦万余石[15]，及人工并无，不亏元额钱数。况免赊麴酒户纳小官钱、借债契书、公私费用，不过每斤添支十文，令用麴无余，官物无积。况国初麴价，钱二百文八十五陌，太平兴国六年，始减五十。』并具到酒户情愿事件，从之。
元丰元年正月辛末，三司乞量增在京酒行麴钱，于年额减麴三十万斤，遇闰年、增造万斤均给。从之。
二年八月戊申，诏：『在京卖麴，以百二十万斤为岁额，斤钱二百五十，候卖及旧额，复旧价。』京师麴法，自熙宁四年定以一百八十万为岁额，斤钱二百，后多不偿。及减岁额为百五十万斤，斤增钱至二百四十，犹不免逋欠。至是，命户房检正官毕仲衍、太常博士周直孙同三司讲究利害，乃请减麴额为百二十万斤。斤为钱三百，均给七十店，令月输钱，周岁而足。
六年九月戊申，权发遣京东路转运副使吴居厚为天章阁待制、京东都转运使。先是，居厚言：『本路元丰三年季秋至今上半年终，酒税课利，比元丰二年前任官内租额增百七十九万五千余缗。其前官任内，二年酒税额亏二十一万。』
校勘记
[1]而大钱少不足用 原本阙『而大钱』三字，义未足，兹据《长编》卷一一五六补。
[2]相度 原本阙『相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○补。
[3]增圆 原本『圆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六○补。
[4]二月戊申 原本无此四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八○补。
[5]贴纳 原本作『加纳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八○补。
[6]不百 原本『百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九六补。
[7]戊子朔 原本无『朔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一一补。
[8]湖南盐 原本『盐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一一补。
[9]江西 原本衍一『府』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三一一删。
[10]己卯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七九补。
[11]辛丑 原本无此二字，据《长编》卷二四七补。
[12]百费 原本作『百卖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三四改。
[13]周直孺 原本作『周直孙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四改。
[14]难及初额 原本作『难以□额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四改补。
[15]小麦 原本作『少麦』，据《长编》卷二二四改。